科技创新是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科创企业通常面临高风险、轻资产、长周期的特征，面对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如何健全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6月18日，在2026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五：健全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与会嘉宾围绕这一议题展开讨论。
建议建立市场导向的早期融资体系
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全球管理委员会委员施南德表示，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在过去几年有非常大的提升，自2013年以来，中国总排名上升了25位，这得益于整个体系的运行。
“去年，自2025年1月DeepSeek时刻开启以来，高盛集团进行了研究，我们发现技术在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上，AI可以带来显著的生产力提升。在未来十年当中可以提升8%的劳动生产力，相当于1.6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施南德表示，现在AI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原本技术领域的范畴，涉及更多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实现动能持续和保持势头？施南德表示，研发支出是支持技术型企业扩张的重要领域。根据经合组织统计，中国研发支出从2000年的33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超过1万亿美元，占GDP约7%，但是仍然有很多缺口。在绝对支出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大在研发投资方面的投入。
施南德表示，科创企业有三个重要阶段：种子期——任何技术在开发和研发阶段。早期——技术想法的验证、概念的验证需要早期投入和投资，创新企业需要早期资金、人才投资，最重要的是需要大量早期风险投资，确保小创业项目能够被大规模挖掘和充分体现。如何把概念验证放到应用阶段，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投资和支持，这需要种子期的资金能够退出，让早期投资者看到投资回报回流，有利于新投资人的加入。后期——把想法进行规模化、商业化。前两个阶段的缺口是最大的。
“我们看到有很多新政策在过去一年中密集推出，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施南德认为，同时，在为企业提供更好支持方面，仍有改革空间。
一是早期投资方面，建立市场导向的早期融资体系，确保私募股权能够更多地进入融资体系。
“我们要为早期创新项目提供更多指导和指引，比如中国的科创企业、开源AI模型、海外拓展业务等，它们需要更多有适应性的新资本进入，还有耐心资本。对于企业来说，市场需要更多地认知公司治理专业和运营专业知识，这在中国和海外市场都非常重要。”施南德表示。
二是需要有可预测和透明的监管环境。施南德表示，因为资本非常稀缺，因此要用在刀刃上。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大量资金链紧张的企业有非常重要的融资需求，AI领域快速演变的科技企业尤为如此。如果监管流程难以预料、不可预测且漫长，那就难以成功。
三是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顺畅的退出渠道。“对于创新的最后阶段，最后一环退出机制非常重要。”施南德表示，全球投资者在考虑如何进行审慎投资时，会考量各种因素进行资本配置。因此，需要继续开放市场，并加强跨境的纵深互联互通。中国在科创方面已经是全球领先者，未来资本提供的规模和速度只会进一步加大，因为缺口仍然非常大。
中国不缺资金，缺科技资本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原理事长屠光绍表示，科技金融特别重要的基础或整个科技金融体系最核心的支点是科技资本。科技资本是风险资本，也是耐心资本，更重要的是赋能资本。
“中国不缺资金，缺资本，更缺科技资本，最缺有能力的科技资本。”屠光绍指出，有了科技资本，就可以带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才有投贷联动、投贷保联动，各种金融资源组合。
屠光绍提到，科技金融还存在如何打造科技金融的生态网问题。服务科技创新既要依靠科技金融各主体、各行业，各种金融工具，科技金融本身也需要很多的资源配合，同时和政府政策、政府基金等方面形成科技金融的生态网络，这样才能使科技金融发展可持续。
屠光绍表示，科技金融的生态系统非常重要，其中最核心的是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在估值定价、资源配置和资金流动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资本市场越来越开放，本身会促进科技金融资源在全球流动。
迪拜金融服务局原主席萨伊布·艾格纳表示，科技创新需要整个金融生态系统提供支持，“不会有单一的机构能够完成完整的流程融资，从初创到退出或者IPO上市，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资本，对全球经济来说都是如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马歇尔·米尔斯表示，中国高科技科创企业面临的挑战，不仅是融资方面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资金配置更加合理。
米尔斯表示，目前中国还是由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这种体系往往偏向于给低风险、有抵押品的企业，也就是传统企业、大型企业。与此同时，年轻、更有创新性的企业相较于大企业更不容易获得银行借贷。
米尔斯建议，减少对特定银行借贷的过度依赖，拓宽基于市场的融资，优化上市流程、为中小企业提供债券市场准入，以及让长期大型机构投资者发挥更大作用，同时要建立更好的退出机制和渠道，以及提升配置效率。
以科技思维重构金融产品和服务
围绕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我国金融机构开展了诸多研究和探索。
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董事长、行长王春英表示，当前，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金融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资金保障更加有力，服务质效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在金融支持基础研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科技型企业早期识别介入、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等方面，仍然需要不断转变观念，优化机制。
“进出口银行在科技金融领域规模并非最大，但作为政策性银行，我们更多是做导向、做质量、做影响。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采取务实行动，在引领、赋能、开放三个维度持续发力。”王春英表示。
王春英提到，将聚焦科技创新的金融需求，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以及科技领军企业的支持力度，构建更科学的识别和评估体系，将覆盖领域向更早期延伸。
中国工商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刘珺表示，当前经济正在发生四大变化：
一是资源配置的极致效率。全球尖端科技企业的规模在前所未有扩展的同时，对资源获取、配置和整合的能力也在以几何级数提升。
二是企业成长的极致速度。尤其前沿科技企业在初创期带有很强的规模效应，一旦跨过算力阈值，会在极短时间内跃升为所谓独角兽、十角兽、百角兽，反之也可能很快被市场淘汰。
刘珺表示，相较于成立时限，以算力规模和数据密度作为新的横轴，可能是刻画AI企业成长规律的更优选择。这对传统贴现现金流模型提出了挑战，企业估值重心不再是财务变量的时间贴现，而是技术与算力的科技溢价。
三是市场供需的极致交互。现代经济更是一种交互经济、参与经济、融合经济。吸引注意力只是前置环节，关键是要实现交互和融合，让客户成为金融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加适配的服务。
四是人才供给的极致组合。
刘珺表示，下一步，围绕科技金融，工商银行将从三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一是以科技思维重构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流程、产品组合以及交付方式，都要用新科技做新一轮的重塑；二是推动时间的贴现逻辑向技术的期权逻辑转换；三是搭建交互式的金融平台。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张文武提到，科技金融目前两个主要问题比较突出：一是资金的结构问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矛盾比较突出；二是科创企业阶段性的资金供给问题，对于成熟期的科创企业，资金的获取难度不是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在初创期、种子期、成长期。
老牌杠杆配资公司“围绕这些特点，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把功能更好地发挥出来，更好地支持科技企业的发展。”张文武表示。在内部工作方式上，中信集团搭建了一个工作矩阵：横向是科技企业的不同阶段——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纵向是不同的金融板块——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理财。
其中，在种子期，核心问题是很多投资者看不到这些企业的前景。中信集团的思路是构建“投研+投资+投行”体系，核心是投研和投资。基于投研成果，分享给投资机构，这些投资机构主要是自投。在初创期，引入信贷融资。进入成长期，随着企业经营规模与市场信用提升，IPO上市筹备、理财资金会逐步进场，融资难度大幅降低。进入成熟期，企业自身融资能力很强，除前述融资方式外，还可以引入境外IPO、境外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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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武表示，中信在科创金融方面的体系思路越来越清晰，工作成效越来越显著，将全力以赴发挥自己的牌照优势和经营特点，与合作伙伴一道，把科技金融做得更好。
谈及科创企业“走出去”，王春英表示，当前科技企业“走出去”的基础非常好，同时既要抢抓机遇扬帆启航，也要防范风险行稳致远，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需要因地制宜，契合当地发展实际，避免过度超前导致水土不服；二是需要给当地贡献适配性的解决方案，其中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三是需要关注供和需并重，和东道国的科技、产业、社会发展共生共赢。
“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我们更具有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的陪伴特点，希望能够为企业提供更长周期的融资服务，做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一道桥梁。”王春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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